近日，由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、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共同发布的“2011中国城市分类优势排行榜”中，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公布杭州居首位，成都居第二。而作为一线城市的北京、上海和广州，却无一上榜，排位列第95、第97和第28。

　　与这份榜单形成强烈反差的，是一股重又“逃回北上广”的就业浪潮。一批怀揣梦想，想在一线城市成就事业的年轻人，因为高房价、高物价等生活的重压纷纷“逃离北上广”；然而经历了二三线城市的生活洗礼之后，巨大的环境落差让那些逃离的人无所适从，有的选择接受现状，继续过着清闲日子尽管也有抱怨；有的虽带着无奈，仍勇敢背起行囊重拾梦想杀回到曾经奋斗过的大城市。

　　如今，被指和“最幸福城市”无缘的北上广，又再次验证了她的“围城”角色：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。

　　“只是觉得家里呆不住”

　　“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：不是堕落，就是回来。”1923年，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著名演讲《娜拉走后怎样》时说。他的答案不仅一语道破当时残酷的现实，而且为今天面对北上广选择题的年轻人们画出了一条出路。

　　“我现在已经被调到质检部门做质检员，每天坐办公室不用下车间了。”广州的夏天一如既往地闷热，张莹电话里的声音透着一股轻快。一年前，她从北京辞去王府井百货大楼柜台销售员的工作回到家乡，河南的一个小县城。今年初，完成婚姻大事后的她再次背上行李，跟着家乡浩浩荡荡的“打工大军”来到广州。半年后，告别最初下车间枯燥的零件安装，她开始“有些相当于文职的工作”。

　　从北京到家乡再到广州，22岁的张莹显得比同龄人成熟许多。“不存在什么逃回和离开，只是觉得家里呆不住，大城市能实现我们年轻人的很多愿望。”

　　比起张莹的轻描淡写，小桃与北京将近10年的分分合合完全可以是一部浪漫爱情剧。2002年，“以青春和爱情为名义”奔赴北京读书，2006年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留下工作，当爱情并不能如心所愿时，她选择逃离“悲情”的北京回到家乡青岛。三年之后，2009年大家纷纷选择“逃离北上广”时，她再次回到了这座陌生又有些熟悉的城市。

　　“北京是一个你越了解它就会越迷恋它的一个城市，还有就是在这里总会机缘巧合认识有趣的、志同道合的人。”感性的小桃每一次选择城市都会考虑到人文环境，而在家乡“城市太小，人都在一个圈圈里，不出三个人都认识。但是她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与你不同，所以选择离开。”

　　“与其在二三线城市的‘关系酱缸’中浑浑噩噩厮混一生，还不如逃回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自食其力创造和实现自我。逃离又逃回，这不是荡秋千。这是自由的方向、财富的光明径。”时评人童大焕为年轻人的逃回喝彩。2010年，他曾用数据证明“逃离北上广是个伪命题”，当时他就指出“大城市尽管有高房价、生活节奏快等这样那样的压力，但通过个人奋斗仍然有可能突破这些瓶颈”，如今那些在家乡碰过壁的人用亲身经历对此作了验证。

　　“不想要可望得到头的生活”

　　2008年的一部电影《立春》给很多漂泊在外的人以深刻的印象。电影里，生活在北方一个小城市的黄四宝说“我一看到有人拎着包离开这个城市，不管去哪，我都很羡慕。”他一心想去北京念美院但屡考屡败。影片中的大龄文艺女青年王彩玲也一心要将根扎在北京，他们都不愿忍受周围人异样的眼光，不甘过平庸世俗生活，想着有一天能离开。

　　小桃2006年后回到青岛的那三年有着同样的感受。作为一个石油子女，她完全可以沿着父母的生活轨迹走进国企，过上安稳的日子。“但那是一眼可以望到头的生活，不是我想要的。”她选择创业，开了一个服装店。“收入还算可以，也没遇到什么麻烦。生活安逸，只是感觉不适合年轻人，再也找不到志趣相投的朋友。”

　　在北京就完全不同。她是一个奢品私卖网站的运营策划，月薪5000多。租着国贸附近的房子，每周都有两三次和朋友一起“腐败”的饭局，这样的生活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“压力与焦虑”并存，反而显得轻松自在。就在两天前她告诉记者“已经离职，准备和朋友一起创业”，仍然是在北京。虽然也有过厌倦和无助，但是“北京毕竟是一个包容的城市，有那么多有梦想的人，所以生活才精彩。”

　　根据一个铁律：人才和资源总是流向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更发达、治理更优、交易费用更低的地区。交易费用比例稍降，财富生产就可以倍增。所以既然同样无处安放青春，那么逃回大城市也是一种选择。

　　而近两年来，由于开发商和土地财政共舞，再加上一线城市限购使得大量投资需求转移，二、三线城市房价比北上广更疯狂。有统计指出：今年4月、5月、6月，包括乌鲁木齐、秦皇岛、洛阳、丹东等多个城市的新建商品房价格指数同比上涨均超过8%。其中，乌鲁木齐创下了单月同比上涨9.4%的纪录。再加上低收入高物价、“萝卜招聘”频出、中小城市堵车潮等，二三线城市已非当年所说的“桃源之地”。

　　动作相同，不同的是方向

　　当逃回渐成潮流，依然有人选择逃离。新浪网友“滕比邻”7月份的时候在博客里宣布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：再见，北京!“这个城市很美好，灯红酒绿，似乎遍地都是机会，就连树叶上都挂满了各种梦想，但是，当夜幕降临，万家灯火，那其中是否有一盏灯为你而点亮?高楼林立，密密麻麻，那其中可曾有属于你自己的方寸安身立命之地?” 在北京“暂住”了11年的他“经历了无数次天人交战，痛苦、挣扎、彷徨、迷茫、沮丧……”，最终选择离开。

　　闫坤2007年毕业后就去了上海，做着一份保险业务的工作。每天都奔波在写字间和酒席上，收入刨去房租、餐费、交通和通信等所剩无几，有时还要靠上海本地朋友接济。换了几份工作后，2010年他终于下定决心退了房子，回到山东老家临沂。“我不会再回去了，现在过的还不错。房子刚付完首付，就等着娶媳妇儿生孩子了。”

　　回忆起当年的上海生活，闫坤还是有些怀念。可以和朋友一起吃饭、聊天、唱歌、看电影……休假时还能去周边水乡城市走走看看。但不同的是，回到家乡闫坤觉得“至少在近几年还能看到些希望”。他现在准备考公务员，“导游是吃青春饭的，不是铁饭碗”。

　　8月份，网上关于庐山管理局“超级舞弊门”事件议论纷纷，11个事业单位的职位考录笔试中，有5个单位的第一名都是当地领导干部的子女。面对“拼爹”和“萝卜招聘”已是地方习以为常的“规则”，闫坤表示也有些担心，不过“还是要拼一拼”。

　　对于张莹来说，打上几年工最终还是要回去，也许会在家乡做个“小买卖”，“毕竟根儿还在家里，不能在外漂一辈子啊!”张莹说。同样对于打算在北京创业的小桃而言，长久地在此定居还没有考虑过，“北京不适合生活养老，除非找个北京爷们儿嫁了。”

　　或许，逃离或逃回都是一种逃避。逃离的是大城市的高房价、高物价、高压力和高密度人群等，而逃回是为了躲避二三线城市的“拼爹”、“萝卜招聘”、权势人情关系和黯淡的发展前景等。两者动作相同，不同的是方向，一不小心的选择就会成就另一种人生。

　　选择是挣扎也是勇气　　

　　在资深房地产评论人刘光宇看来，“返回北上广远比逃离北上广要做出更加艰难的决定。重返北上广或许是年轻人走向成熟的标志，但也或许只是成长道路上继续幼稚的一个缩影。”本来已经被大城市抛弃，抱着归根的心回到家乡期待幸福的生活，后发现一切并非想象那样。在二三线城市由于权力缺乏制衡与约束，造成在制度上的贫困。年轻人们苦于无法改变现状，要么随波逐流要么放弃。所以，比起逃离，逃回更让人痛心。

　　上海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从教育、就业的角度指出，逃回北上广凸显基层就业难题。他认为我国各级政府，由于各种既得利益因素的阻挠，并没有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科学规划和长远打算，使就业成为短期的政绩工程。大学生们认为在二三线城市无法发挥所长，再加上考研优惠、考公务员优惠等政策鼓励，他们更无心留下，一心想要回到大城市。所以，“逃回北上广”对于大学生就是基层“初次就业”后回到大城市“再就业”，于政府、大学和大学生来说，都像是一个“美梦”，在现实中很快破碎。

　　媒体人单士兵则认为年轻人“逃回北上广”的现象展示了人生“围城”的无奈。除了经济之外，更重要的在于“文化围城”。这种文化还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图书馆、博物馆等良好的公共文化场所，更多地在于这些城市里面聚合着大量拥有共同文化价值认同的人群。这一切，都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辐射，让人们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免于沉陷在精神荒漠之中。而面对“文化围城”，无数年轻人只能在逃离与复归中困顿焦虑。

　　事实上，逃，已经是一种常态。正如老狼在《一个人在北京》中所唱“有一个人刚失业，有两个人刚失恋，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。北京是个课堂，中了状元就衣锦还乡；北京是个战场，有人拼得黯然神伤……”逃的背后承载着年轻人们太多的无奈和挣扎，同时也承载着更多的勇气和激情。无论是逃离，还是逃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