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胡印斌

　　女性就业难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，随着高校女生比例的不断上升和“全面二孩”政策的放开，女性在职场上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。11月24日，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中心发布的《2016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》显示，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工资水平均低于男性，女性在就业和晋升过程都受到限制。

　　事实上，女性就业难一直是舆论高度关注的话题。每年的毕业季，都会引来公众吐槽。某种程度上讲，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由来已久的深刻隐痛。

　　而与之对应的则是，对于这种强烈的诉求，目前的社会政策还鲜有积极回应。尽管男女平权已经不成问题，至少没有人公开歧视女性，而诸多劳动法规也一再强调公平就业，然而在现实操作中，女性在平等就业、公正评价等方面，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。无论是从入职的难度、升职的空间，还是薪酬的分配、权利的实现等，均与男性有一定差别。

　　这一点，从前述《2016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》中，均有详尽的数据支撑。比如，女性收入低于男性收入的状况多年未有改变，近10年与过去相比还有扩大趋势。女性管理者中高层管理者的占比只有13.67％，女性管理者的收入为男性的93.4％。在19个行业大类中，女性多集中在进入门槛、技术含量和收入水平偏低的行业。等等。

　　这些还只是高度概括后的呈现，具体到现实生活，相信很多人都有清晰的体感来佐证这些数据。女性就业长期被“抑制”、被“歧视”，甚至也会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“定例”，即女性在就业上与男性是有“差等”的，这种“差等”的存在也具有某种合理性。这实际上也对女性就业在社会认知上产生某种“规训”，逼迫女性接受、就范。

　　可见，女性就业难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问题，亟待从社会文化乃至制度体系求解。一方面，社会已经习惯或者固化了对于女性就业的“偏见”，很多人非但意识不到这种不公平有碍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，也会损害一个社会总体公平公正的实现。换言之，女性的就业歧视不仅仅是女性的困惑，也是社会公众普遍的伤痛。女性权利的不彰，也是社会公众正当权利的损失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相关社会政策尽管也提倡平权，却鲜见明晰具体的规定，更不要说有针对性的解放妇女的政策。很多女性权利只是停留在表面，更像是一种表态性质的敷衍。以众所瞩目的二孩政策为例，这一政策出台以后，感觉到压力陡增的往往首先是女性，而我们却看不到相关配套政策的出台。比如，能不能切实调整中小学上下学时间，能不能提供更多的高质量托幼机构等等。

　　女性不只是“另一半”，很多时候，女性负责承担的很多家庭事物属于“隐性劳动”，往往看不到很明显的绩效，女性的大量付出也因此被低估甚至忽略。而女性在下一代培养等等方面的劳动，却是一个家庭、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。其在人口生产、人才养成的劳动，无论怎么估量都不过分。

　　我们既要反对那种将男女混杂、缺乏明显界限的“混同”，更要反对那种无视男女分工、片面强调同一性的做法。一个健康有序的社会，首先应该是一个承认男女有别、且尊重这种差别的社会。（胡印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