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标题：120平方米的教育试验田

　　“一土”的孩子在奔跑。

　　“一土”的孩子和老师在一起。

　　清华大学本科毕业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毕业、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、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“全球青年领袖”中国13人之一、4年抱仨娃……38岁的李一诺一步一个脚印，踩得结结实实。但在1年前，给孩子找学校这件“小事”，轻而易举地绊倒了这个“人生赢家”。

　　在人口超过2000万、拥有成百上千所小学的北京城，这位母亲没找到合适的学校。她和丈夫于是决定：自己办学校。

　　她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微信公号文章《你也为孩子上学发愁吗？》，短短一天，就发酵成了一篇“10万＋”的爆款文章。她收到了近千封邮件，来自天南海北的中国家长给她鼓劲儿，“预约”这所学校开到自家门口时的席位。

　　邮件里很多家长表达了对教育的焦虑。一位家长说： “我的目标，就是希望我的孩子身心健康，这个目标简单吗？好像挺简单的，这个目标难吗？真的挺难的。”

　　“我们希望培养的是一些内心充盈的孩子。”李一诺说，打破成功就是上名校、挣大钱的论调，教育真正的目的是认知自我认识世界。而孩子真正需要做到的，其实是“学习知识、掌握方法，了解世界；知道自己是谁，能做什么，并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”。

　　2016年9月，31个孩子和6名老师走进了这所名为“一土”的学校。通过和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的合作，在3间总面积120平方米的教室里，他们开始了一场教育创新试验。

　　他们说，这不是叛逆“公办学校”、“国际学校”的第三条路线，而是探索出一条汲取“公办学校”、“国际学校”优点，去芜存菁的适合孩子的路。

　　李一诺认为，公立学校完全不缺乏有创新有思考的教育者。甚至，她说自己以“无知者无畏”的精神闯进教育圈后，最大的惊喜，就来自这一群“体制内”的教育先锋。也是因为这群人，这场实践才得以成行。

　　“他选了啥不重要。他选择的这个行为才重要。”

　　和任何一所顶着“高大上”、升学率极高、接轨国际头衔的学校相比，“一土”都显得太小太“挤”了。

　　北京市第八十中学枣营校区一楼，40平方米的教室只塞下了4张白色多边形方桌，墙壁被花花绿绿的纸张铺得满满当当，里面有孩子的画作、手工制品，也有记录孩子每日心情的纸板和老师五花八门的教具，沿着墙转个身都可能碰着。

　　空间越来越不够用了，孩子“画”出来的甲骨文把教室外的走廊也“攻占”了。老师每天从这里走过，却丝毫不感到拥挤麻烦。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，在他们眼里更像是耐心等待后孩子回馈的礼物。

　　小豆包安安喜欢不按笔划随心地画甲骨文，却对把字装进田字格这个行为有些抵触。

　　“他不想写怎么办？”安安的语文老师问自己。此前，她在一所公立小学任教多年，对回答这个问题拥有绝对的自信。诱导、和家长沟通、讲道理……不管怎样，总是有一堆办法的。

　　但来到“一土”后，她决定收起以前的“窍门”。在“一土”学校自办的App上，她和家长分享了这段孩子成长的“小插曲”，并留言：“那怎么办呢？别急，再等等呗。”

　　数学老师陈老师也在等待。这个海外留学归来的姑娘，原本兴致勃勃地给孩子设计了一个有关杂货铺的项目，试图让孩子理解数字和图形关系。可五六岁的孩子对她的杂货铺并不“感冒”。

　　怎么办？要是硬着头皮继续讲下去，似乎和当年照本宣科的老师没什么两样。这个20多岁的老师决定，观察和等待。

　　然后，机会来了。

　　孩子画甲骨文的纸用得飞快，教室纸张很快供不应求，几个老师围在一起，讨论后决定可借此建立新的项目。于是上课时，陈老师开始问孩子，“纸张不够怎么办呢？”

　　“用了一面的另一面还可以用。”“我家里还有好多不用的废纸，我可以拿来给大家用。”围成一团的孩子发表各自的观点。

　　陈老师和孩子约定，可以拿10克废纸来换1个“一土币”。“一土币”是教室唯一的流通货币，小组凑够足够数量就可以买豆子请老师打成豆浆。第二天，她把秤砣带进了教室，教孩子认识重量单位。然后再由孩子自主管理用废纸换“一土币”的制度，让其持续。

　　一个有趣的小市场诞生了，但买卖的不是陈老师此前盘算的百货，而是她完全没想过的废纸。

　　“我们为什么要认识数字、图形、重量，是因为这些东西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”她说，数学课重要的不是算题和得出答案，而是真正利用数学来处理生活中的问题。

　　而伴随我们成长的数学课，常常只有数字，缺乏人文关照。一位数学老师按照教材让学生数猫，一个小女孩突然很伤感地讲：“老师，我的猫死了。”

　　但此时，作为一个“合格的”、“对课堂有掌控”的老师，轻描淡写地接上一句，“那我们看下一道题”。

　　当了母亲后，李一诺开始反思，为什么45分钟的课一定要细化精确到每一分每一秒，仿佛不按照这个标准去授课，出点什么“意外”，孩子就会少得到知识。

　　有北京妈妈记录了送孩子去培训机构上学的经历：在经历了如同“双11”的火爆秒抢后，孩子没能抢到课，然后，托关系找人，一通折腾，终于进去了。

　　孩子真正去上课时，这个毕业于国内知名大学的硕士妈妈惊呆了：课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干货，“全是白花花的银子”。可老师的眼神很冰冷，像机器人一样准确，全程和孩子没有互动，“一次也没有”。

　　一名在教育培训公司工作的员工曾偷偷找到李一诺。 她重重地写下留言：“很多课外培优体系教给你的标准套路都是关注目标，投其所好，并不关注人性成长和内心关怀的情感设计。”

　　“课外培训过于追求结果，对孩子的成长过程是忽略的。”“标准化课程加好的运营，就是印钞机。”

　　最后一条留言是：“我自己带着也难受。”

　　李一诺和她团队的共识是，个性化教育不是放任自由的教育，而是尊重每一个孩子自然的成长规律，顺应他们的兴趣，激发孩子内心的驱动力，让孩子自我选择。

　　所以，一拨拨来访者总会在这里看到，戏剧课、戏曲课上，调皮的男孩子一个人在拨弄椅子，教室后排安静看书的老师、台前上课的老师都仿佛“不在意”。

　　“为什么不管管呢？”

　　校长郭小月笑了：“为什么要管呢？”她一遍遍跟人解释，要给孩子发现自己兴趣的时间。何况选修课6周一轮换。孩子需要不断尝试，学习对他们的选择负责。

　　有家长不理解，“孩子选了什么课，我们都没参与”，孩子这么小哪里知道哪个课适合自己，这种选择还是该家长来做。

　　“他选了啥不重要。不断选择中就会明白该如何选择。所以，他选择的这个行为才重要。”郭小月笑着说。

　　“慢点，别急！”

　　对曾有20多年公办教学经验的安安的语文老师来说，让孩子选择以及等待，一度都是最奢侈的事情。

　　在她曾经的班级里，有一个对“画字”非常有天赋的一年级小姑娘，看着课上她展示的甲骨文“眼睛都会放光”，记字形也特准。可孩子对在田字格里按笔划写字充满抗拒。

　　当时，她作了一个很后悔的决定。她想尽了办法哄着小女孩写字，看着拿笔都不太稳当的小姑娘抖着手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地写着，她“特别难受”。孩子的妈妈给她打来电话说，全家在放学后集体出动，爸爸妈妈姥姥姥爷挨个上阵辅导孩子写字。

　　“写不完的时候，她晚上睡觉都是哭着的，再也不笑了。”孩子的妈妈感叹。

　　这名语文老师曾旁观多年家长在朋友圈里刷屏《小学三年级还不会奥数可不行了！》《进不了海淀名校的后果竟然是……》这类悚人听闻的文章，然后拐弯抹角神神秘秘地讨论，某某学校是不是又点招了。

　　她很想跟火急火燎的家长说一声：“慢点，别急！”可很多时候，家长没时间“等待”。她习惯了高年级学生家长时不时跟她请假：“我们孩子要冲刺，所以给他报了校外的小班，以后下午的课就不上了。”

　　李一诺和很多家长深深感受到，整个社会仿佛都在批量制造这种教育焦虑感。

　　有人指出，所谓“教育产业”，更像是某些人的生意经。“教育产业目前最大的驱动力是家长的焦虑。想在其中赚钱，就是制造焦虑感，然后给被焦虑感裹挟的家长提供服务。再继续制造焦虑感，如此循环就够了。”

　　在这个越来越大的蛋糕里，一些私立学校的“成功模式”都是“找几个老师，买一套课程，请几个所谓的教育专家，一包装就成学校了”。

　　学生家长王蕾是李一诺的好友，也是一本知名国际教育刊物的主编。这几年她注意到，来分蛋糕的人越来越杂，“房地产生意不景气，干脆这几年开学校吧，那个来钱。”

　　这些五花八门的民办国际学校，尽管质量“差得惊人”，可学校办起校展，依然热闹得不行。

　　在一次国际学校主办的活动上，一对年轻父母跑来向她咨询孩子择校的事宜。她噼里啪啦分析了一通，一问对方才知道，孩子刚1岁。

　　几乎每一个“一土”学校的家长，都曾经有过被这种焦虑感裹挟的经历。一个学生家长在孩子上幼儿园时曾旁听了一节英文公开课。课后，一水儿的硕士博士毕业的高知家长跑去跟学校投诉，说英语老师水平太差，“不换的话就转学”。

　　“只是幼儿园啊，至于吗？”她叹气。

　　学生Cindy的妈妈手机每天都有垃圾电话和短信，清一色都来自培训机构。她想周末带Cindy去奥森公园观鸟，打电话问了一圈，周围小朋友都去上补习班了。

　　“疯玩两个小时难道真就比上两小时补习班差吗？”Cindy妈妈苦笑，“我不相信这么多家长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到底还是大人给补习班附加了太多东西。”

　　“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什么样，那时孩子的核心能力一定是做卷子拿高分吗？”

　　半诱导半强迫地让“画字”小女孩开始写字后，成果显而易见：小女孩足够聪明，很快赶上了进度，考试也拿了高分。

　　但细心的安安的语文老师注意到，孩子似乎对汉字对甲骨文甚至对语文课都失去了兴趣。“那个孩子的眼里已经没有光了，她不喜欢汉字了。”

　　这件事她一直无法释怀。

　　前些天，不爱写字的安安终于改变。几乎整整一个月的时间，她都抽时间陪在他身边，孩子手部肌肉一点点发育，对于写出漂亮汉字越来越有劲头。当安安把一个个工整书写的汉字摆到老师面前时，当了20多年老师的她觉得特别唏嘘。

　　Cindy在公立小学读了一年，因为不开心，她妈妈最终决定把女儿转学到“一土”。

　　这个年轻的妈妈到现在都还记得女儿一次又一次的提问，“妈妈，为什么不可以出去玩？为什么要让我们罚站？”

　　“妈妈，你能跟老师说一下，英语课让我自己玩吗。老师教的内容我都会了，我保证乖乖的，不闹。”

　　“妈妈，老师为什么要那样批评xxx，为什么不能跟他好好说？”

　　每一次她都只能跟女儿讲，“宝贝，对不起。”下一句她实在说不出口，“这就是大环境了”。

　　“很多的家长对当下的教育体系都不满意，但无奈以一个家庭挑战体系的门槛太高了。”李一诺说，“家长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消解这些对孩子的负面影响。”

　　她理解中国父母的焦虑，在美求学工作多年的她也毫不避讳地说，美国人面对子女教育问题同样焦虑。可中国家长焦虑之下，还是要逼迫孩子接受自己铺设的道路，接受所谓“正确”的价值观和体系，让她反而觉得，其实“中国父母被市井智慧绑架了”。

　　“你永远不会知道孩子未来面临什么。就像我们的祖辈完全想象不到我们会有电脑、微信这些东西。时代永远是在发展进步的，那时孩子的核心能力一定是做卷子拿高分吗？”她语速飞快地说，“我们能确定的只有，教给孩子能不断面对挫折、学会正确判断以及终身保有学习的兴趣。”

　　在她眼里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很多中国人对孩子的评价标准依然没有变化，“小时候胖，上好学校，工作了挣大钱”，就是这三套。事实上，李一诺并不否认教育实用主义，但她认为这应该只是必要非充分条件，更不该是终极目的。“你活一辈子，只是为了找份工作挣钱吗？”

　　前几年她还在担任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时，面试过很多所谓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一水儿的国内名校出身，成绩优秀，经历按部就班顺顺当当，简历挑不出一丁点毛病。

　　可她往往很少录用这些学生。李一诺说，她看到的是这些学生因为有户口、专业对口、薪水高来应聘，却发现不了他们对这份工作有真正热爱之处。

　　还有一些来自国际名校的学生，也让李一诺看着揪心。这些孩子从国内的国际学校起步，一路走得也很顺利稳当，可她觉得那些孩子“像在夹缝中求生存”。从小接受西方教育，对中国传统文化没什么认知，等到十多岁远渡重洋，才发现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。

　　“在国内像个外国人，在国外是‘不了解中国的中国人’。”王蕾见过很多这样的孩子，大学课堂请学生介绍家乡，或许才是他们第一次认真了解北京。

　　“这些孩子你能说不优秀吗？”她反问道，“那些孩子只会有一点不同，在未来需要做选择的时候，他们会趋于保守迷茫，放弃那些’不可能’的尝试。可往往，未来能改变这个社会的，会是那些内心充盈敢想敢做的孩子。”

　　被李一诺挑中加入“一土”的陈老师还记得，当初自己在大学时常常有许多学弟学妹来问她，“学姐，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？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好迷茫。”她每一次都哭笑不得。

　　李一诺想给“一土”的孩子自己找寻答案的机会。她花大力气请来香港的编剧、中央戏曲学院的教授和清华大学的长江学者教授，为孩子设计各类选修课和学习项目。她试图打破实用主义教育的笼罩，“不想让孩子一把年纪了才去思考我是谁、我能干什么这些基础问题”。

　　她想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家长和老师。面试孩子入学时，“一土”的工作人员陪着孩子玩乐高，真正的“面试”在另一边，郭小月会跟每一个前来面试的家长讲述学校的办学理念，并且强调“第一年很困难，什么都不确定”。

　　不出意外地，有家长上来第一句就问“你们这儿有学籍吗？”也有家长看了半天跑去问陪孩子玩的老师，“我孩子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　　可是，她也听到了很多家长掷地有声的回答。

　　“我自己也是创业的，我知道创业的艰辛。我们来，其实是把自己看作是与你们在一起的共同创业者，遇到问题就一起面对，我相信对我们的孩子也是成长机会。”

　　“我不同意我们的孩子是小白鼠的说法，他们自己也是这场教育创新的参与者。”

　　“哈哈，我已经想好了才来的，如果要问问题，我可以问很多，但我什么都不问。因为我能问的问题，相信你们也都在考虑。我能给的就是信任。”

　　拒绝做“蜡炬成灰泪始干”“苦兮兮”“只讲奉献”“在学生面前必须高大上永远正确”的老师

　　在遇到“一土”以前，安安的语文老师也没想过，自己会这么干脆地扔掉20多年的教龄。

　　她又重新找回了做老师最开心的状态。没有40分钟的课时限制，不需要走形式，她能尝试让孩子真正通过文字去理解中国文化。

　　“一土”学校主张老师应该卸下伪装，不再掩饰自己的情绪，重新做回一个人，爱己及人，并且要坚决拒绝做“蜡炬成灰泪始干”“苦兮兮”“只讲奉献”“在学生面前必须高大上永远正确”的老师。

　　语文老师可以和孩子一起查甲骨文字典，勇敢地说出，“对，老师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要不断学习，一起解决问题。”

　　任何一门课老师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，“亲爱的孩子们，说真的，我很紧张。”

　　李一诺说，她不喜欢社会对老师妖魔化或者“伟光正”化地打标签行为，作为一门职业，而且是一门复杂性非常高的职业，老师也应该收获职业满足感和职业发展的成长空间，这才是教育的可持续之道。

　　她清楚地知道，其实学生是能辨识老师是否戴面具的。比如，儿时上公开课，一群学生陪着老师演戏，“说真话的孩子成了不合群不乖的代表”。

　　李一诺也反对社会上“妖魔化”公办学校。“一土”学校的语文和数学教材，分别来自“北师大版”和“人教版”。尽管社会上对“体制”多有诟病，但“体制”里却一样有支持革新的人，有大批优秀的老师。清华大学附小副校长傅雪松曾在一次会上说，“有这么一群人，工资不高，自由度不大，每天高强度地工作，承受着来自社会、家长的巨大压力，但仍然心怀教育理想，在有限的空间里争取做到最好。这群人，就是我们的公立学校老师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短短170天“一土”就建校成功，正是得到了许多来自体制内的支持。比如，北京第八十中学的领导，在“一土”学校基本还是一个理想的时候，就决定支持办学。“需要的不仅是眼光，还有承担风险的勇气”。

　　还有许多公立学校的管理者都让自己学校的核心人员帮助“一土”建校，甚至给予许多经验分享，这让李一诺非常感动。

　　在傅雪松眼中，公立学校一直就教什么在进行不断的深化探索，她也希望大家能看到其中的努力。而国际教育的课程终究是舶来品，李一诺带着3个孩子回国创办学校，就是“看到了其中的局限，并期待国内学校有所改进”。

　　“我不得不说，作为中国人，根植于中国是很重要，将优秀资源分配到基础教育也很重要。” 她说。

　　李一诺觉得自己并不孤独，和一群体制内创新者同行，做这样一场社会创新的探索和实践。

　　“其实对教育的诟病，在每个国家都有，中国有，美国、英国一样有。上次我们在硅谷做教育论坛，一个美国名校的校长开口第一句话就是，美国教育正在一场大危机中。很多家长盲目考虑把孩子送出国，反而忽视了教育的本质。所以教育不要盲目焦虑，要抓本质的问题，孩子的自主性、方法论，加上体验和眼光，才是孩子长久发展的动力。”北京市朝阳区教工委副书记刘丽彬曾在一次活动中表示。

　　李一诺说，自己被这句话打动了，这其实也是“一土”学校的初心，“听到这些话从教育官员的口中说出来，给人很多的力量”。

　　也有一些老师在反思，曾经的教育“出了什么问题”。一个老师说，其实公立学校有许多心怀教育理想的老师，可一旦被焦虑感裹挟就会发生变化。比如，因为家长的焦虑和对教育的不同理解，老师要花大量的时间来沟通甚至扯皮。

　　这个老师想在学校搞一场足球赛，五六年级的孩子给二三年级孩子当裁判，对双方都是好事儿。可提议遭到其他老师的反对，有人认为，“要搞就要搞得专业”。比如应该请专业级裁判，要让家长来做啦啦队，弄出竞争的气氛，然后“让人看到照片都觉得热闹”。两三年过去，这场足球赛还是没有成行。

　　学校为所有的“一土”老师请了麦肯锡的专家来做培训课程，教的不是什么前沿的理论知识，而是最“简单”的，如何有效沟通，面对矛盾、家长指责，老师怎么处理？

　　有“一土”的老师跟她说，自己上了好多年师范大学，学习了各种课程知识以及儿童心理学的方方面面，却没想到真正走上讲台，第一课需要面对的挑战，是家长的指责和批评。

　　参考麦肯锡打造职业经理人的思路，“一土”为每位老师规划了职业发展路径，密密麻麻写满了每个人各个阶段的目标和规划。

　　而在角色扮演环节里，新入职的年轻老师被问到满脸通红，“你为啥给我孩子吃带黑斑的香蕉？”“孩子被挠了，学校到底怎么个说法？赔多少？”

　　陈老师说自己每天都很开心，还收获颇丰。“老师一起备课、一起反思，也对接大量外部的资源，学到很多。”这个姑娘曾经参与支教项目，坚定地以为“自己不会再当老师了”。

　　“当初认为老师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职业成长空间和合理的报酬。”她说，如今这两点都做到了。

　　她最终食言，回到了三尺讲台。

　　“那个就是你们。你们是泥土。”

　　开学前30天，“一土”上线磁场app，建立终生学习者社区，设计者是李一诺的丈夫申华章。

　　“教育不是先来改变孩子，而是家长和老师的自我成长和改变。”校长郭小月说，教育是一个社区行为，通过社区的形式让家校互动，分享新理念、内容、思考，一起为孩子打造最好的成长空间。

　　这个空间也是王蕾最为珍视的地方。在她眼中，未来的社会里，孩子就是社区的未来。她认为给儿子找学校的过程，说的更明白点，其实是为一家人寻找一个共同成长的“社区”。

　　儿子的教材她看，学校的项目活动也积极参与，周末用学校发的小册子带着孩子一起玩。她一直觉得，家长为孩子选择了学校不意味着把孩子从此就交给学校了，家长愉快地减负。相反，这是一个“开始”。

　　这所年轻学校的管理者一点也不担心老师和学生流失，“因为这里的土壤，不是在教你第几分钟要抖什么段子，也不是告诉你做什么题能拿到牛校Offer”。

　　有参观者质疑这所学校“是不是中产阶级的自娱自乐？”她也拿学校和社区每天发生的故事回应。在郭小月看来，互联网时代为教育公平提供了可能。

　　李一诺期待，把学校的软件、体系、课件，用来做城市的打工子弟学校和农村学校的有规模的培训。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做一些推动。

　　“这不仅是说说好听，有了教师培训和发展体系和互联网，这都是完全可行的。”她认为，通过教师来推广“一土”的资源和理念，从而改变教育最核心的部分。“好的教育不完全靠硬件投入，而是理念， 是教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和互动。”

　　她喜欢用冰山来打这个比方。创新的课堂是她眼中的冰山一角，但冰山之下，还包括可规模化的学校体系和重构教育的生态系统。她期待，通过学校这个平台，让各个曾经被壁垒分割的资源都能够投入基础教育，或许会触发革新。

　　郭小月还来不及想得那么远，她眼里装满了“一土”开学几十天来孩子的点点滴滴。

　　一次田野学习，孩子亲手把种子种下。突然，一个小女孩指着黑黢黢的泥土说，“小月校长，那个就是你们。你们是泥土。”

　　她还没来得及诧异，小女孩就兴奋地讲起来：“我们是小种子。我们这些小种子都爱你。”

说着，孩子用小树枝在埋下种子的那片土地上写下歪歪扭扭的英文：“I love you。”

　　一旁，那个讨厌被比作蜡烛、不想“烧尽”死掉的郭小月，哭了。（袁贻辰）

　　（文中安安为化名））

(责编：王艺锭、熊旭)